学术 | 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历史路径与当下迷思

【内容摘要】我国当前由国家主导、产业运作、多主体协同的纪录片国际传播新机制正在形成，纪录片国际传播的“逆向流动”开始出现。同时在国际格局和传播语境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当下，我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也面临着“文以载道”与传播效度矛盾、市场化与单极化矛盾、中外合作与话语博弈矛盾。

【关键词】纪录片;国际传播;逆向流动;产业化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依托具体的内容和媒介抓手，需要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当前，在国家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双重驱动下，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国家对纪录片以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多元功能诉求日益明确，尤其对纪录片的国际传播价值日趋认可，并将之纳入到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文化软实力建构的重要范畴。由此，从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战略高度审视中国纪录片发展与传播的策略问题，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一、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的历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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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以来（1949－1977）：

政治主导下的“走出去”

新中国成立初期，帝国主义对红色中国多方封锁围堵，新闻纪录片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情况与态度的一扇窗口，因此深受重视。当时，中国纪录片走向国际主要靠政治力量助推，在传播方式上，主要依靠赠播、节目交换，通过驻外使领馆、国外电视机构和新闻通讯社将内容输送到境外，《中国民族大团结》《踏上生路》等极少数作品是通过参加海外电影节展获奖实现国际曝光。外宣片起初以新闻纪录电影为主要形态。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成立，作为当时“国际象征意义远远超过它的国内实用价值”的新兴媒介，中央广播事业局为其制定了“立足北京，面向世界”的宣传方针，外宣成为其主要任务。北京电视台专门成立“出国片组”，新闻片、纪录片成为重要内容。此外，以人文交流的方式邀请海外友好电影人士记录中国也成为一种重要的传播方式。伊文思、克里斯·马克、安东尼奥尼等导演先后来到中国，在中国官方的辅助下以他者视角拍摄了一批纪录片，留下了一个时代珍贵的中国表情，向世界观众传递了相对客观的“中国印象”。

外宣导向的纪录片总体沿袭了当时国内主流新闻纪录片“形象化的政论”的创作模式，成为“国家成就的纪录者”，国际话语斗争的武器。在“政治挂帅”“以我为主”的传播观念下，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多流于自说自话。尤其是文革前期，中国很多建设事业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外宣领域“以我为主”的做法导致很多寄送出去的新闻纪录片被拒收、退回，甚至引发国外抗议。总体而言，政治主导下的“走出去”，让中国纪录片承担了过多意识形态包袱，使其并没有实现所谓的国际化，国际传播影响力也是甚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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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1978－1999）：

中外合拍与本体创新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序幕。在开放革新的时代大潮下，中国与世界重新接轨。党和国家将外宣工作纳入改革开放的整体框架中，并开始尝试从“宣传”到“传播”的理念转型。作为时代晴雨表的纪录片迅速捕捉并跟进这种变化。这一阶段也是电影、电视这两种社会媒介在中国角色重要性的置换期，电视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完成了大众普及，电视纪录片的数量和影响力逐渐超过电影。

中国纪录片呈现出去政治化的特点，开始以人文主义的方式建构和阐释中国博大深厚的历史文化与如火如荼的时代变革，这无形中减少了“走出去”的意识形态壁垒。纪录片关于改革开放的话语表达与浓厚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糅合，通过对丝路、长江、运河、长城等人文地理符号的呈现和吟咏，在国际传播中确认了中华民族的自我主体性和文化身份，肯定了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于中国发展进步的重大意义。

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际环境日渐缓和，中外合拍纪录片成为一种展示友好、增进理解的国际间人文交流方式，也成为电视纪录片精品创作和“走出去”的重要制片模式，代表作品包括《丝绸之路》《话说长江》《话说运河》《望长城》等。由于当时中国在资金、硬件基础、制作水平、观念能力方面存在局限，与国外合拍的模式能共享资源、借鉴国外的技术和先进创作理念，有利于中国纪录片对接国际理念和标准，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合拍也是以借船出海的方式开展中国题材纪录片国际传播的有效办法，传播效果能得到保证。1980年，改革开放后第一部大型中日合拍纪录片《丝绸之路》在日本NHK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电视收看率猛三倍，举国上下形成了‘丝绸之路’热”，而这种“特地宣传中华民族古老文明和建设成就的做法，在日本广播电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中日合拍热潮，促进了两国人文交流，推动了日本对于中国的文化认知，成为当时中国形象“走出去”的典范。

进入20世纪90年代，小型摄像机和数字技术的赋能使得创作者主体能动性增强，纪录片创作观念和语言形态开始与国际范式接轨。技术和观念的共同作用推动了影像语言的纪实化，确立了90年代“真实就是纪录片的灵魂”的价值命题。上一时期抽象的“人民”具体化为一个个普通个体，主题偏好与文化表征也更加普适。《沙与海》《最后的山神》《龙脊》《八廓南街16号》等作品凭借前沿的美学观念和浓厚的现实观照，在国际舞台频频拿下大奖，中国纪录片开始小规模通过国外展映与获奖的方式实现国际曝光。

但这一时期的中国纪录片只是实现了美学观念和合作方式上与国际初步“接频”。在20世纪90年代央视设立了节目外销机构，在许多影视节目开始尝试以市场化手段走出去的情况下，“纪录片制作经营的理念，即纪录片市场化行为方面却没有同步跟上”。而许多独立制片作品虽然在国际电影节收获盛誉，一定意义上是因为“独立制片成了西方瞩目于中国电影的指认与判别方式”，其中夹杂着西方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一种对独立创作的所谓“道义上的同情”，并非完全是艺术和文化标准使然。更甚者，这些影片大多视角偏狭，满足西方观众的猎奇心态，并没有传播一个正面的国家形象，跟国家层面的传播战略诉求相违背，无形中是对国家利益主导下的纪录片国际传播能力构建的消解。因此，这种所谓的纪录片国际化与影响力提升并不是良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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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2000－2011）：

市场助推下的国际化探索

21世纪伊始，“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党和国家也开始从战略规划的顶层设计谋划布局国际传播事业。在这个过程中，纪录影像作为一种国际跨文化传播中低文化折扣的“国际语言”，其传播价值在实践中逐渐被重新确认。由于在电影市场遭受冷落，这时的中国纪录片在依托媒介上基本上是电视一家独大，电视纪录片成为国际传播中的主力军。此时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已不再完全是政治宣传，而是在国家崛起背景下以一种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传播自我，并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重新思忖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纪录片在20世纪80—90年代关于改革开放的主流话语，在21世纪转换为关于“大国崛起”的想象;纪录片人逐渐告别20世纪90年代的“去社会化”与“孤芳自赏”，开始将目光放眼全球，视野和格局更加开阔，并在更加自觉和自信的姿态下重新正视和回望民族历史文化，以汲取崛起的精神动力。

中国纪录片开启了借助市场力量的国际传播道路，进一步对接国际水准和市场标准。纪录片《故宫》的国际改编版曾行销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大国崛起》采用国际化的制片思路，向海外派出7个摄制组，深入9个国家进行拍摄，国际版权售卖、衍生品开发成为该片重要的突破;还有《复兴之路》《公司的力量》《华尔街》等精品力作，在海内外取得一定市场和社会反响。但这种市场化与国际化的对接总体不成规模，交易价格偏低，产业链层面的拓展、衍生品开发等商业化实践更是稀缺，在与国外的沟通上也比较弱势。

在21世纪中国纪录片开始市场化试水的同时，国外许多著名的纪录片制播机构开始进军中国，通过制播合作、作品/人才扶持、版权和衍生产品交易等方式与中国市场建立起竞合关系。与20世纪国外机构通过一种公共外交方式被“请进来”完成宣传诉求不同，这些机构如今是怀着抢占新兴市场的心态而来。2008年，在中国借北京奥运开启“国家公关”时代之际，中央电视台和英国广播公司(BBC)自然历史部第一次联合摄制出品了自然人文题材纪录片《美丽中国》，在全球50余个电视频道播出。这一阶段国外制片方与中国的合拍在机制上更加灵活，承担更多市场化诉求，在制片模式上，大多为“国际团队、国际制作、国际发行”，产品全球覆盖度大大提高。随着这些国际力量在中国再次回归，中国纪录片也在这种“竞合”生态中积极调整自身的市场化和国际传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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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以来（2012－ ）：

国家主导、产业运作、多主体协同

如果说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主流话语是“大国崛起”，那么在进入第二个十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主流话语则变成了更加明确的“中国梦”。在向民族复兴的梦想无限靠近的新时代语境下，新一届政府更加自信积极地融入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辅之以共建“一带一路”的行动实践。

中国纪录片在这一时期进入产业化发展的新阶段，伴随产业化而来的国际化也迈上了新台阶。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2012年纪录片的海外销售额突破220万美元，打破了之前的历史纪录。国家对纪录片参与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的价值日趋认可，这种以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功能性诉求进一步转化为具体直接的政策、资金、资源支持，让产业化和国际化真正成为推动中国纪录片发展的两翼。

2010年10月，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大力推进纪录片产业发展……对于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合作，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国家又相继推出了有关纪录片发展的多种政策和激励措施，比如合并组建中央新影集团、拓展纪录片播出平台、季度推优、年度评优扶持、题材公告、调整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种类、推出一系列纪录传播工程项目等。政府以产业化思路带动纪录片发展的战略路径逐渐确立。

由于国家在思想宣传和文化领域的谋变，中国纪录片朝产业化方向发展实现了又一次转型。这本质上也是一次“基于国家文化安全和当今社会价值体系重塑所展开的一次国家层面的政治化选择”。在决策者认同纪录片的多元价值和功能的同时，把纪录片当作一种大众文化产品，进行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和运营管理。而其背后的功能性诉求之一就是纪录片要在未来的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建构中肩负重要任务和使命。

当下，“国内纪录片超常规发展的真正幕后推手，正是国家的纪录片产业扶持政策”，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亦是国家力量主导。纪录片被纳入到国家文化安全与文化软实力建构的重要范畴，官方的功能性诉求和当前国际传播格局的不平等性，使得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国家正在从政策资金扶持、机制建设、传播渠道拓展、鼓励合拍制作、搭建合作平台、加大优秀纪录片外语译制、培养国际化人才等方面，助推更多中国题材纪录片“走出去”。

同时，单靠国家力量助推“走出去”难免在当前的传播语境下显得“生硬”，少不得面临行政思维严重、体制机制不灵活的问题，易陷入“以我为主”“自说自话”的窠臼。市场和产业力量的加入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国家力量一家独大带来的问题，形成一种话语再平衡。市场主体活力被激发，外宣类纪录片作为产品项目以制播分离的方式进行，通过提案预售机制试水，对接国际运作标准，有利于纪录片借助国际规则更好地走出去，消解其“宣传品”的标签，增强传播活力。

此外，在传播观念和具体的机制、平台建设上，官方不断转换思路，从台前操持转为在幕后扶持多元主体，鼓励市场化操作，自身成为隐形支持者，完成一种传播上的“去官方化”。例如在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支持下，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发起成立“一带一路”纪录片学术共同体(BriDoc)，定位为纪录片国际合作的国家级机制性平台，受到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专项资金支持。官方将国际传播的职能进一步下放给公共机构，突出公共性，以淡化意识形态标签。

当前，涉及纪录片国际传播的国家机关主要从政策、资金与机制平台建设等方面提供幕后支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五洲传播中心以及地方有能力进行海外传播的电视媒体仍然是外宣纪录片的主力军。此外，国内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海电视节、四川电视节、北京国际电影节，海外如法国阳光电视节、德国金树纪录片节等影视节展，良友、大陆桥、三多堂等不断壮大的民营纪录片交易发行和制作公司，探索频道、国家地理频道、A＆E电视网等海外传播平台，以及快速崛起的腾讯、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等新媒体力量，也成为重要生力军。对于过去游离于主流之外的独立制片人，官方态度也在悄然改变，如独立制片作品《千锤百炼》等也受到了国家广电总局的立项支持。国家与市场、国内与国外、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体制内与体制外体形成的多元传播主体，在博弈与互动中共同推动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的实现。

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正实现观念上从“宣传中国”向“交流互鉴”转型;主体上从“国家一统”到“多元协同”转型;内容上从“符号中国”到“价值中国”转型;模式上从“行政主导”到“市场驱动”转型;媒介上从“电视独大”到“三极(即电视、电影、新媒体)制播”转型;传播上从“规模粗放”到“讲求效果”转型。国家主导、产业运作、多主体协同的纪录片国际传播新机制正在形成，这种新模式的磨合与确立与其朝机制化、标准化、常态化、体系化方向的发展，将有望推动纪录片参与下的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迈上新台阶，并以此带动中国纪录片产业的自身发展。

二、纪录片国际传播的“逆向流动”

“传媒秩序是政治秩序的副产品，是经济秩序的延续。”当前以美国为主构造和主导的全球传播秩序正因为西方的衰退，处于深刻变革中。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角色重要性不断上升，开始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使命。

国际传播学者达雅·屠苏曾用“逆向流动”(Contraflow)来描述当前国际信息流动的趋势特征。这种逆向流动是多维度的，既包括了由南向北，即从边缘向中心的反向流动(ＲeverseFlow);又包括了南南之间的横向流动(HorizontalFlow)。

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对国际传播能力和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视，加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体制优势，以及在新一轮数字全球化浪潮中的弯道超车态势，正在冲击以往的国际传播格局，为未来全球传播秩序的重构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就纪录片而言，随着其传播价值在长期实践中被确认，纪录片已成为国家整体传播战略的重要策略。在国家主导、产业运作、多主体协同的纪录片国际传播新机制正在形成的当下，中国纪录片在国家与市场的双轮驱动下开始了新时代的“走出去”之路。国家一方面以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保护本土产业为由头，对国内媒体引进国外纪录片做出政策性规制;另一方面打造政策洼地，积极扶持引导，壮大本土纪录片产业，增强市场活力，为“走出去”提供基础。

首先，国产纪录片已占据国内纪录片市场的主流。中国纪录片在依托媒介上，“正从电视一家独大，向电视、新媒体、电影院线三极制播格局发展”。传统电视媒体基于政策考虑和播出限制(引进和国产比率一般不得高于3:7)，近年来在海外纪录片引进传播方面亮点有限。国内电影院线方面，2019年之前的5年，无论是票房还是进入院线的纪录影片数量，国产纪录电影(含合拍片)均占据了绝大多数份额。头部网络视频平台已基本告别了单纯靠海外版权引进的播出平台角色，投入更多力量进行自制和联合出品，在新媒体端，国产纪录片已扭转局势，占据主导优势。2015年来爱奇艺开始引进购买大量BBC、KBS等海外纪录片内容，一度占据纪录片频道绝大部分比例。但从量化效益看，引进与国产的投入产出比约为2:1。现在爱奇艺正在转为购买更多国内优质项目版权，同时强化自制力量。2019年，优酷纪录片的播放总量超过700小时，其中国产纪录片播放量接近500小时，占比70%以上。自制纪录片播放量近260小时，占比35%以上，且相比进口片，国产纪录片的流量和热度更高、观众观看时长更长。

其次，在多元力量助推下，中国纪录片的海外传播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已经处于历史最好水平，虽然还存在诸如“买时段”“赠播”等非市场化行为，但市场化水平正在提高，尤其是合作出海的规模和水平正在快速提高，且已经泛化到全媒体领域。《春晚》《超级工程》《舌尖上的中国》《一带一路》《习近平治国方略:中国这五年》《从中国到中国》《从长安到罗马》等电视纪录片以版权售卖或合作传播的方式大规模登陆海外主流媒体重点时段播出。《我们诞生在中国》《善良的天使》《共同命运》等一批中国形象更加正面的纪录电影开始登陆海外院线。2019年，腾讯出品的《风味原产地·潮汕》一经推出，便由奈飞(Netflix)买断全球版权，在全球5大洲190多个国家和地区配置20多种语言字幕同步上线。《风味人间2》在2020年热播期间，得到多个国家和中国驻外使馆的竞相推荐。随着中国互联网业不断壮大、全球渗透力不断提高，纪录片产业以网络为制播主体、以商业化方式对接国际传播平台，产业化与国际化水平得到同步增强。

最后，在区域与国别传播方面，随着“一国一策”在国际传播领域由观念转化为行动，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打造专门的国际传播类纪录片，也成为一种态势。从周边邻国如柬埔寨、越南、缅甸、泰国，到“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如意大利、法国，均有针对性国别传播纪录片推出。这些项目以中外合拍为主，通常由两国作为共同发起方。许多作为重大外交活动中的人文交流元素出现，也享受优势传播资源。

国际传播的“逆向流动”，是一种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日益被感知的现象。在西方主导的媒体全球化进程中，一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逆向流动”如同星星之火，虽未曾燎原，但也制造出了高光点。可以说，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国家主导的媒体制度日益警惕并有所行动、在影视剧“走出去”道阻且长的现实困境前，中国纪录片的相对“逆流而上”，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一种能动的策略性抓手。

三、反思与前瞻

当前，纪录片国际传播的逆向流动开始形成，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以及国家形象的塑造语境正处于国家力量、市场力量和来自海外他者力量博弈互动的环境下。曾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外宣纪录片创作在改革开放后逐渐祛魅，并在21世纪伴随市场资本的强势进入和海外力量的卷土重来，以更符合市场规律的跨文化传播产品姿态进入全球流通体系。国家话语、市场话语、他者话语的竞争与整合，重塑了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路径和模式，也让新时代的中国纪录片“走出去”面临新的矛盾和挑战，这些矛盾一方面来自传播语境和路径方式的变化，也有多年在国际传播中一直难以逾越的障碍和历史积累的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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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载道”与传播效度矛盾

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以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多元功能诉求，都是驱动中国纪录片发展的核心结构性力量。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战略视域下审视纪录片的国际传播这一策略问题，让其很难不是一种国家意志和功能主义的体现。纵观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和政府在纪录片“走出去”方面像中国一样倾注如此巨大的官方政策、资源、资金。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道路负载更多功能性使命，必然是不轻松的，传播难度是增大的。因此，“文以载道”与传播效度的矛盾，成为棘手问题。

在中国纪录片“走出去”的过程中，宣传思维仍根深蒂固，由于急于解决“挨骂”的窘境，在打造对外话语体系以及中国方案的传播推介方面难免有些急迫。而从内涵上来讲，“传播”更多是一种信息的沟通与流动，而“宣传乃引导理解、操纵认知与直接行为，以达成促进宣传者欲求结果之计划性与系统性意图的目的”。从能力建设的语境审视，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应当实现从“枪弹论”思维下的宣传观念到“有限效果论”下的多元、适度传播转型，应首要考虑如何做有效的沟通，实现从宣传广度到传播效度的侧重转型，重视效果评估与反馈。

“文以载道”是中国纪录片一种天然的历史和文化自觉，它植根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亦被百年发展历程中国家和社会加之于纪录片身上的多元功能期待所强化。但就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而言，实现从“载道”到“传道”的转换，不应只是一种渠道拓展和产品升级，还应关涉传播观念与重心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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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与单极化矛盾

市场力量进入纪录片行业的过程，也是作为“影视文化守望者”的纪录片褪去光晕、接受产业化，成为一种“文化工业”的过程。市场天然具有逐利性，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工业化往往意味着标准化、类型化，容易形成一种去个性(追求普遍)、同一化(批量复制)、娱乐化(追求感官刺激)的文化生产模式。

以市场(包括官方市场和民间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纪录片创作，让一部影片的成功很容易带动同类型作品在市场上扎堆涌现。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其在国内的收视奇迹以及在国际纪录片市场上的良好表现，使得同题材跟风创作现象明显，占用了过多原本稀缺的纪录片产业资源。市场化所带来的单极化问题，不仅表现为创作上的同质化阻碍多元化，同时表现为价值上的偏狭化阻碍客观化。常有市场主体为拿到国家项目表现出一种单纯的政治迎合，导致市面上许多立项作品沦为对外直白进行“中国成就巡礼”的意识形态宣介品。纪录片本身服务国家战略的功能很容易在利益导向下异化为政治和市场投机主义行为，缺少艺术创新和文化坚守，考虑获得政治经济利益而非传播效益。此外，单极化还表现为市场主体的寡头化，尤其在合作传播方面，美国频道探索、国家地理频道、美国A＆E电视网等传统头部媒体依然在话语权上比较强势，但国内机构考虑到传播平台知名度等因素，往往更倾向与这些机构合作，在对象选择上相对固定保守。

产业化视野下的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需要警惕政治和市场投机主义，需要平衡市场话语与国家话语，创新话语方式。具体到文本上，需要平衡题材类型，实现“走出去”纪录片的多元议题转向，避免盲目跟风，从政治议题为主转向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自然、历史、人文和社会现实等共通性议题;在价值上创新塑造纪录片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减少文化折扣，增强文本自身的可传播性;同时，在合作渠道和对象上寻求突破，考虑同奈飞等新兴头部力量以及专业优秀国际制作团队和制作人的合作，而非局限于传统头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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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与话语博弈矛盾

从话语理论视野审视，纪录片生产是一种话语实践，一种关于话语的安排和组织方式。纪录片的话语反映了话语权拥有者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它呈现的是权力者想呈现的一种真实景观。因此，当不同权力主体在纪录片这一话语场产生交集，关于“真实景观”的建构和阐释权的争夺就成了一种话语博弈。

当下，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传播中的逆向流动态势渐现，行情看涨。但另一个窘境是很容易在全球市场上被“改头换面”，被国外机构进行话语重塑和“二次编码”。“12集的《故宫》被改编成2集，6集的《外滩》被改编成1集，《故宫》化身为《解密紫禁城》，《春晚》变脸为《透视春晚:中国最大的庆典》”，这些改编的原因被解释为文化基础不同，原版表述不利于海外观众接受。改编的方式包括了重新编辑、配音、增加故事性和节奏等，而更名则是“沿用原来的名字很难吸引国外人的眼球，引发西方人的兴趣”。从改后的名字看来，“解密”“透视”都仍带有强烈的窥视中国的色彩，中国依旧是他们眼中的“另类”和“异域”。与以往西方创作者拍摄中国题材纪录片，中国被凝视为他们眼中的“他者”相比，今日中国的纪录片原始素材即使被完全使用，通过国外机构的二次编辑，原作初衷和本身的民族性和文化价值观念，依旧被很大程度上消解，甚至在二次解码后，走向了与初衷截然相反的效果，这是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传播中的现实困境。

当中国价值的传播被阻断，“符号中国”的传播就变得意义不大。我们需要警惕“中国故事，国际表达”沦为“中国故事，西方话语”。利用西方的价值观和话语讲故事，其本质是传统绩效导向下片面追求国际传播规模的结果，从增强国际传播能力的视野下审视，这无疑是饮鸩止渴。以西方话语讲述，仍然是西方故事，需要警惕尤其是合拍纪录片借国际传播为由头陷入新形式的“文化殖民主义”。因此要实现纪录片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和创新对外话语体系的全面对接，打造基于纪实影像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

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市场化操作思路、中外合作的制片与传播模式的常态化是对接国际的手段，核心诉求仍是讲好“中国故事”，阐释好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传播中国文化、中国价值、中国精神，通过纪实影像让世界认识和读懂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而不是在一系列市场化、商业化的操作中继续以他者的窥探视角建构一个神秘的异域东方。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才是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核心，最终要诉诸于影响力和认同实现，不能完全流于符号化。坚持这个原则，平衡协调国家话语、市场话语、他者话语，实现其有机互动，纪录片参与下的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才能走深走实。

面对西方文化传媒业雄厚的资本力量、成熟的话语体系与垄断性的全球布局，中国纪录片产业化与国际化的进程注定是“逆流而上”。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成败，绝不仅仅是市场份额的多少那么简单。文化逆差背后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渗透入侵才是真正需要警惕的，这事关国家文化主权与文化安全。而纪录片，就中外发展历史和传播实践来看，恰恰是意识形态传播、渗透与斗争的重要话语场。因此，以纪录片为话语媒介，协调统筹多元话语力量，争夺国际话语权，锻造文化软实力，是给新时代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赋予的新责任、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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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韩飞，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讲师、博士后；何苏六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学部长、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刊载于《现代传播》202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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